最高法院发布第二巡回法庭关于审理跨省重大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十大典型案例（附案例）
10月31日上午10时，最高法院召开关于公正审理跨省重大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典型案例新闻通气会。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宣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巡视员）王玲主持新闻通气会，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副庭长虞政平介绍相关情况。
按照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巡回法庭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具体规定，审理跨省重大民商事和行政案件是巡回法庭担负的重要职责。自2015年1月31日正式挂牌以来，第二巡回法庭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精神，毫不犹豫地贯彻司法改革既定方针，开拓进取，不断摸索巡回审判经验，不断创新各项审判权运行与工作机制。特别是按照以公开促公正的要求，瞄准地方化保护等有损司法公正和司法公信的问题或苗头，依法、及时、公开、公正的审理了一批当事人跨省的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在维护正确裁判权威的同时，坚决依法纠错，切实维护了平等主体的合法权益，更为东北三省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了有效司法保障。
经统计，自2015年2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第二巡回法庭共受理跨省民商事和行政案件249件，占全庭受理的民商事和行政案件总数的17.82%，其中依法纠错37件，占跨省民商事和行政案件总数的14.86%。经分析，在跨省民商事案件中，呈现出以下基本特点：一是案件争议标的数额较大。从现有数据看，绝大多数跨省民商事案件的标的额均超过5000万元，案件纠纷多与跨省经济交易、招商引资以及地方发展息息相关；二是纠纷类型较为集中。从数量上看，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金融借贷合同、买卖合同、股权转让而引发的纠纷占据多数，这样的现象反映出巡回区经济在发展中对基础建设、融资服务、跨省贸易、招商引资等方面的依赖，同时更体现出司法保障的重要价值；三是法律关系相对复杂。跨省民商事案件不仅涉及管辖等程序争议，也涉及更多实体争议，不仅需要处理私人之间的利益纷争，也常常涉及对公共利益或社会价值的考量，而且案件的裁判结果不但要在法度之内，还要在情理之中，更要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四是巡回区案件原有审判质量有很大保证。从数据来看，跨省民商事案件无论是二审发回改判、还是提审或提审改判的比率均低于其他非跨省案件，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巡回区各级法院对跨省民商事案件的裁判虽然存在一些质量问题，但并非人们估计的那么严重，甚至可以认为，狭隘的地方性干预或保护并非当前巡回区各级司法审判存在的主要问题。在跨省行政案件中，截止目前仅有1件，是涉及外省移民安置补偿的案件。跨省行政案件较少的原因，一方面与行政诉讼法关于地域管辖的规定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东北三省经济的流动性和吸引外来资金的能力不足有一定关联。
面对跨省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展现出的以上基本特点，考虑到此类案件公正审理的重大意义，第二巡回法庭因地制宜地结合巡回审判实际，建立并实行了多项工作机制。一是强调庭领导带头办案。当事人跨省案件由庭领导带头办理或担任审判长参与此类案件的审理之中，这既体现出巡回法庭对此类案件的高度重视，也期望通过自上而下的垂范，既对全庭审判人员予以正确引领，也为巡回区各级法院摆脱不当干预增添信心。二是建立全新审判权运行机制。一方面依靠立案与分案乃至承办主审法官随机生成工作机制，从根源上消除“案找人”“人找案”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坚持还权合议庭机制，由合议庭审判长主持案件的全程审理并签发裁判文书，为审判人员排除任何不当干扰创造干净的办案空间与条件，从源头上与责任承担上始终确保每一起案件的办理质量。三是切实打造“两个公开”和“四个释明”工作机制。审理跨省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必须以公开开庭、公开询问为基本原则，并进一步强调，无论是开庭或询问、无论是对一方还是双方，必须进行“宣传法治释明”、“司法礼仪释明”、“排除干扰释明”、“诚信诉讼释明”，以“你敢干预，我就曝光”的勇气坚决排除任何干扰。目前，第二巡回法庭全体工作人员已经形成“维护司法权威、尊重司法礼仪、恪守诚信诉讼、排除一切干扰”的特色司法理念与文化认同。四是坚持主审法官会议讨论机制。在还权合议庭的同时，第二巡回法庭对于重大二审、提审的跨省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均充分听取主审法官会议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集全庭主审法官之智慧，进一步保证案件质量和各方面的效果。五是通过《二巡工作动态》加强对下指导。以书面形式对巡回区情况进行通报、对类型化案件进行指导、对社会经济发展予以关注、对东三省审判质量予以调研，形成巡回区内有效的动态交流，确保跨省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审判理念一致和法律适用统一。借助上述举措，第二巡回法庭在跨省民商事和行政案件审理中始终坚持“正确的维护、错误的纠正”这一基本原则，既体现出最高司法审判重心下移后对当事人“家门口”诉讼的便利，也体现出最高司法前移后对巡回区各级法院“家门口”监督前移、监督到位、监督有力的独特效果。
此次发布的十个典型案例，最终改判的6件，维持原裁判的4件，既有程序上的纠纷，也有实体上的纠纷；既有借贷、买卖、保证、建设工程等民事类案件，又有股权转让、债转股等商事类案件；既有跨省自然人、公司之间的争议，又有地方政府与外地移民之间的争议；既涉及民营资本，又涉及国有资产，从各个层面体现出第二巡回法庭在公正司法方面作出的不懈努力。
2.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与杭州新世管道集团有限公司、浙江新世管道股份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再172号
3.上海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辽宁特莱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谢涛企业借贷纠纷案——（2015）民二终字第324号
4.江苏索普（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儒仕实业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乾安县支行保证合同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终40号
5.中国铁路物资沈阳有限公司与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买卖合同纠纷案——（2015）民二终字第335号
6.深圳市新世纪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东北石油大学合同纠纷案——（2015）民二终字第129号
7.大庆市福铭达运输服务有限公司与山西华瑞煤业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2015）民提字第160号
8.周盈岐、营口恒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付学玲、沙沫迪、王凤琴、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明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纠纷案——（2016）最高法民终222号
9.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债权置换股份协议纠纷案——（2015）民二终字第366号
10.马恩本诉黑龙江省嫩江县人民政府不履行发放安置补偿款法定职责纠纷案——（2015）行提字第33号
（一）基本案情
辉南县汇丰煤炭生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辉南公司）向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确认抚顺市热能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热能公司）应给付辉南公司欠款本息800余万元，热能公司迟迟不予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义务。热能公司对抚顺长顺热电有限公司、抚顺长顺能源有限公司、抚顺长顺电力有限公司（以下合并简称三公司）享有到期债权，但是怠于行使，给辉南公司造成损害。请求依法判决辉南公司享有代热能公司向三公司主张权利的代位权，三公司向辉南公司支付欠热能公司的欠款800余万元。
（二）裁判结果
辽宁省抚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辉南公司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热能公司对三公司享有的债权是否到期为由，裁定对辉南公司的起诉不予受理。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相同理由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辉南公司仍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经审理认为，一、二审法院在对该案未予立案，未予开展诉辩交锋以及审理的情况下，即判定辉南公司主张债权到期缺乏证据证明，并据此不予立案，系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规定的理解过于严格，不利于依法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遂作出（2015）民提字第186号裁定，撤销一、二审裁定，指令一审法院对辉南公司的起诉立案受理。
（三）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跨越吉林与辽宁两省，主要涉及债权人代位权纠纷案件的立案审查标准和实体裁判标准的法律尺度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十一条规定虽然使用了“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的表述，但是该条文主要是对合同法的理解与适用作出的解释，偏重于实体裁判标准。从最大限度地保护当事人的诉权，全面推行立案登记制改革的角度出发，对此类案件的立案审查不宜过于严格。债权人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其对债务人享有合法到期债权，能够初步证明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亦享有合法到期债权，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的，就可以立案受理。经过审理，债权人的代位权请求不能成立的，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这样，既保障了债权人的正当诉讼权利，又不会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利益。
（一）基本案情
2012年沈阳市政公司起诉杭州新世公司、浙江新世公司，请求解除双方签订的相关协议并支付违约金。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沈阳中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两份协议无效，如沈阳市政公司认为存在因工程质量问题给其造成的损失，可在结算工程款时一并扣除，故判决驳回沈阳市政公司的诉讼请求，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2013年8月13日，杭州新世公司在浙江省长兴县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长兴法院）对沈阳市政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沈阳市政公司支付工程款。长兴法院在查明事实中认定本案正在沈阳中院进行审理。长兴法院其后作出沈阳市政公司给付工程价款的判决。沈阳市政公司上诉后，二审维持原判。
2013年11月28日，沈阳市政公司向沈阳中院提起本案诉讼，主张由于浙江新世公司、杭州新世公司工程存在质量问题，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损失。浙江新世公司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本案已由长兴法院立案审理，应移送长兴法院。
（二）裁判结果
沈阳中院认为：长兴法院立案审理的案件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案件，原告在合同履行地起诉符合法律规定，故裁定驳回浙江新世公司的管辖权异议。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浙江新世公司主张工程欠款，沈阳市政公司起诉工程质量问题，两案不能由两地法院分别审理。沈阳市政公司可在长兴法院审理的案件中一并主张权利。故裁定撤销一审裁定，驳回沈阳市政公司的起诉。沈阳市政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再审认为，沈阳市政公司提起本案诉讼不属于重复诉讼，沈阳中院具有管辖权。本案与长兴法院受理的案件已不存在合并审理的条件，应由一审法院进行实体审理。故裁定撤销本案一、二审裁定，指令沈阳中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三）典型意义
本案虽然系一起管辖权异议纠纷，但涉及到管辖权的确定、重复起诉及合并审理三个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双方当事人住所地分别在浙江杭州和辽宁沈阳，属于跨行政区划的案件，为争夺案件管辖权，双方就同一案件事实生成三起诉讼，矛盾纠纷长期无法得到有效化解，不仅造成双方当事人诉累，也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本案再审后认为，沈阳中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长兴法院受理的案件与本案属于当事人就同一事实和同一法律关系分别提起的诉讼，两地法院本应依法通过协商或报请指定管辖等法定程序，使得两案可以合并审理，以避免产生冲突判决，减少当事人诉累。但鉴于长兴法院受理的案件已经一、二审法院审理并作出生效判决，两案已不存在合并审理的条件，故对二审裁定依法予以纠正。在本案审理中，我们既指出了两地法院在本案管辖问题中存在的问题，又充分考虑到案件已经不具备合并审理的现实条件，依法保障当事人的诉权。本案的处理结果，有利于引导当事人在案件管辖问题上进行诚信诉讼，同时对于下级法院在处理管辖权冲突问题上，应当及时协商或报请指定管辖也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基本案情
上海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欧宝公司）于2010年6月13日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辽宁特莱维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莱维公司）返还借款8650万元及利息，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1年3月21日作出了（2010）辽民二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判决特莱维公司支付欧宝公司8650万元，并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后因特莱维公司的另案债权人谢涛提出申诉，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月4日作出了（2012）辽立二民监字第8号民事裁定再审本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再审判决驳回欧宝公司的诉讼请求，欧宝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二）裁判结果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经审理认为：人民法院保护合法的借贷关系，同时，对于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意图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应当进行制裁。具体到本案而言，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由王作新、曲叶丽夫妻二人实际控制，两公司及沙琪公司、上海特莱维、沈阳特莱维之间存在关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了各关联公司的工商档案及银行账户交易明细等证据，经审查发现欧宝公司主张借款数额前后矛盾；对借款时间、地点、经办人员等细节语焉不详；各关联公司之间存在循环转账；借款流向与合同约定用途相悖；诉讼及执行中的诸多行为违背常理等。对上述矛盾和违背常理之处，欧宝公司与特莱维公司并未作出合理解释。结合在案其他证据，本院认定欧宝公司诉请之债权系截取其与特莱维公司之间的往来款项虚构而成，其以虚构债权为基础请求特莱维公司返还8650万元借款及利息的请求，不应支持。因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决定对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各罚款50万元。
（三）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跨越辽宁与上海两省市，是最高人民法院认定的首例虚假民事诉讼案件，也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庭审走进法学院活动”的第一案，由胡云腾大法官担任审判长，本案当庭裁判并对恶意串通进行虚假诉讼的欧宝公司和特莱维公司各罚款50万元，取得了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对本案进行了专题报导，新华网、中国新闻网、法制日报、新浪网、凤凰网等数十家媒体和新闻网站也纷纷发表评论，认为本案裁判明确了虚假民事诉讼的裁判标准，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维护司法公正和诉讼诚信的决心和信心，有利于树立诉讼诚信意识，维护诉讼秩序，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及法制权威。周强院长作出批示 “此案很有意义，请纳入建设核心价值集中宣传活动”。本案被评为“2015年十大影响性诉讼”、“2015年度人民法院十大民事行政案件”、“2015年推进法治进程十大案件”，并收入最高人民法院第14批指导性案例。
(一)基本案情
2011年6月28日，松原天安生物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安公司）为归还原所欠乾安县支行贷款，以借新还旧方式与乾安县支行签订本案《流动资金借款合同》，约定天安公司向乾安县支行借款17670.7万元人民币，用于偿还天安公司原所欠债务，借款期限自2011年6月28日起至2019年6月26日止。同日，乾安县支行与天安公司还签订了三份贷款重组合同，重组贷款金额分别为2000万元、 8000万元、3000万元。同日，乾安县支行与索普公司、儒仕公司以及吉林省酒精工业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约定索普公司、儒仕公司、吉林省酒精工业有限公司为本案借款合同以及另案3000万元借款总计20670.7万元的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日，乾安县支行还与债务人天安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最高债权本金金额为19840万元；与第三人吉林松原吉安生化丁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丁醇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担保最高债权本金金额为3000万元。以上合同签订后，对于本案新借贷款天安公司除偿还241万元外，其余均未偿还。2015年2月，乾安县支行向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本案诉讼，请求索普公司、儒士公司共同连带承担保证责任，向乾安县支行偿还天安公司所欠借款本金17429.7万元。
（二）裁判结果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本案乾安县支行有权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索普公司、儒仕公司应当承担保证责任，且对索普公司、儒仕公司关于应在其他保证和抵押担保范围内免除保证责任的主张不予支持，据此判决索普公司、儒仕公司共同连带偿还乾安县支行借款本金17429.7万元及利息、罚息和复利，并连带给付乾安县支行本案律师代理费54万元等。索普公司、儒仕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在对本案重组贷款余额、设定抵押、乾安县支行另案诉讼索普公司与儒仕公司3000万元保证合同纠纷、以及乾安县支行另案诉债务人天安公司1亿元借款合同纠纷等情况进行细致查明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审理认为：一审判决对于认定本案保证主债权金额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致使对本案担保主债权金额的认定有误；乾安县支行知道本案主债权不仅附着债务人天安公司的物保而且亦附着第三人丁醇公司的物保，亦应当知道关于实现担保物权的约定应为明确，但其发起本案诉讼之时，却不起诉、不追加天安公司与丁醇公司；尤其是，乾安县支行另案起诉债务人天安公司主张1亿元债权过程中，未经保证人索普公司、儒仕公司书面同意却一致变更放弃本案债权原所附着的债务人天安公司的最高额抵押担保；而且，乾安县支行放弃第三人丁醇公司的最高额抵押担保，也违背其与丁醇公司物保合同关于实现抵押权的明确约定，更违背了其为获此抵押向保证人所作的特殊承诺；故索普公司、儒仕公司主张免于承担本案保证责任的上诉请求，有事实与法律依据，应予支持。据此判决：一、撤销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吉民二初字第9号民事判决；二、驳回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乾安县支行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跨越吉林与江苏两省，系由招商引资而引发的一系列贷款重组及其物权抵押与法人保证并存的现象，其最为核心的争议是物权担保与保证担保、即通常所谓“物保与人保”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物权法》出台后，人保与物保之间的法律关系把握成为司法实践之难点所在，如何与《担保法》相关规定衔接适用，更是较难把握且理论与实践尚不统一的问题。本案结合具体案情，在《担保法》物保绝对优先精神的基础上，对《物权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作了物保相对优先的理解与把握，既很好地体现了意思自治的要求，也维护了诚实信用的原则，据此让债权人对其滥用物保与人保选择权利的行为相应承担了不利后果。本案判决注重案件事实的详尽查明，注重综合理解与把握《担保法》、《物权法》、《合同法》等相关法条精神，更充分展开说理，特别注重情、理、法相融，全文六万余字，九十余页，属近年来最高法院较长判决之一。
（一）基本案情
2013年1月24日、2月4日，经案外人台安县建平工业燃料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建平公司）联络及协商，天津市长芦盐业总公司（以下简称长芦公司）与中国铁路物资沈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公司）签订了两份煤炭《产品购销合同》，价款分别为4900万元和3500万元。长芦公司交付煤炭后开具了8400万增值税专用发票。沈阳公司将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给长芦公司后交付给建平公司。但建平公司未将该汇票交付长芦公司，而是自行进行了贴现。建平公司法定代表人自称其已得到长芦公司的同意。
另查，在2012年8月7日、9日，长芦公司与沈阳公司签订了两份煤炭《产品购销合同》，货款共计9750万元，沈阳公司亦是将承兑汇票背书后交由建平公司转交长芦公司，长芦公司均已收到汇票。又查明，沈阳公司、建平公司、长芦公司于2013年7月签订了煤炭买卖《三方协议》，约定长芦公司先向建平公司支付6650万元后，建平公司再支付给沈阳公司，沈阳公司将货物过户给长芦公司。在《三方协议》签订前，沈阳公司曾向长芦公司索要过8400万元的收款收据。
长芦公司起诉称，沈阳公司未如约支付98000吨煤炭货款，故请求判令立即支付货款4900万元并赔偿损失。
（二）裁判结果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长芦公司如约履行了供货义务，而沈阳公司未支付货款，建平公司工作人员行为不构成表见代理，遂判决沈阳公司支付4900万元货款及逾期付款损失。沈阳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审理认为，长芦公司与建平公司在本案前即存在着常年的合作与交易，涉案合同亦是通过建平公司的一手经办而签订。在此前的大额交易中，亦是由建平公司代为转交汇票而完成，在此后三方交易中，长芦公司即使在向沈阳公司付款的情形下，也未提出涉案汇票从未收到这一主张。综合行为人与本人在涉案协议履行之前的行为、涉案合同签订过程、合同履行过程中各方之态度等因素，足以认定长芦公司与建平公司之间形成了委托代理之表象。基于对该表象之信任，建平公司领取汇票的行为构成表见代理，应视为沈阳公司向长芦公司付款完毕。一审法院对表见代理的认定仅仅限定在涉案单笔交易而忽视综合分析各方当事人前后交易的整体情况，最终作出的结论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本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驳回长芦公司的诉讼请求。
（三）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跨越辽宁与天津两省市，是一起关于认定表见代理法律关系的典型案例。基于民商事交易的复杂性，在民商事审判中对于表见代理的构成往往不易形成客观上的固定标准，需要结合合同缔结、合同履行、交易模式、交易惯例等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特别是在连续性交易中，不能孤立地看待某一次的交易而忽视合同双方之前及之后的行为特征，应当尽可能的探究当事人意思表示，进而形成法官内心确信，恰当的运用自由裁量权予以认定。本案即充分考虑行为人、本人、第三人之间在此前及此后的行为表现，并结合相关事实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综合判断，在还原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最终认定表见代理的存在，最大程度的保护了善意行为人的合法权益，体现了维系正常民商事交易关系、保护诚信等方面的良好社会效果。
（一）基本案情
2002年，东北石油大学经黑龙江省国资委批复同意，有偿转让安达校区国有资产，批复有偿转让价格为6500万元。2002年至2003年，东北石油大学与深圳新世纪公司先后签订了《买卖意向书》、《置换协议》、《补充协议》等合同文件。合同签订后，东北石油大学将安达校区资产交付给深圳新世纪公司并办理了过户手续，深圳新世纪公司向安达市国土资源局缴纳了3000万元土地出让金，向东北石油大学出具了2000万元的承兑汇票。2006年，东北石油大学与深圳新世纪公司签订《会议纪要》，对《置换协议》及《补充协议》的执行做出调整，约定原定由深圳新世纪公司承建的体育馆工程改由东北石油大学自行建设，原用于体育馆工程建设的6500万元资金分两步支付，第一步由深圳新世纪公司支付现金4000万元，依照工程进度分期到位；第二步剩余的2500万元由深圳新世纪公司在双方后续合作开发工程项目盈利中优先支付。若东北石油大学提供不了后续项目，深圳新世纪公司付清4000万元建设资金后，视为协议执行完毕。《会议纪要》签订后，深圳新世纪公司未再向东北石油大学支付任何资金，东北石油大学新校区体育馆等工程仍未开工建设，亦未经审批立项。东北石油大学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深圳新世纪公司向东北石油大学支付剩余转让价款4500万元及相应利息。
（二）裁判结果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东北石油大学作为高等院校，其资产既属国有资产，同时也属社会公共教育资源。《会议纪要》中关于6500万元附条件式的资金支付约定，变相降低了资产处置的交易价格，一旦条件成就，将造成东北石油大学以低于核准价的交易价格处置资产的法律效果，违背了有关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评估、处置之规定，同时也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该约定无效。据此判决深圳新世纪公司向东北石油大学支付剩余转让价款4500万元及相应利息。深圳新世纪公司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审理认为，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并无有关学校国有资产处置的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不能将《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施行细则》、《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处置管理实施办法》、《黑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作为认定合同无效的依据。东北石油大学转让安达校区固定资产，系其与深圳新世纪公司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进行的有偿转让，并没有损害全体社会成员或者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也没有证据证明案涉资产的处分损害了东北石油大学的正常教学管理秩序或者学生正常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案涉资产的处分既未损害社会公共秩序，也未损害社会的善良风俗。安达校区固定资产作为市场经济商业交易活动中的交易标的物，其价格受到市场行情、开发利用价值以及当事人自身原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会议纪要》约定的附条件支付资金的条款是在当事人双方前期合同履行情况的基础上通过平等协商确定的，并无证据证明《会议纪要》的约定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况且，2500万元支付条件为双方后续合作开发工程项目盈利，条件是否成就首先取决于东北石油大学而不是深圳新世纪公司。即便《会议纪要》约定的该条件未成就，2500万元无需支付，也未损害全体社会成员或者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利益。东北石油大学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不宜将东北石油大学管理的国有资产利益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称的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一审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认为《会议纪要》的约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并进而认定《会议纪要》的该部分约定无效，适用法律错误。据此改判深圳新世纪公司向东北石油大学支付剩余转让价款2000万元及相应利息。
（三）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跨越黑龙江与广东两省，是涉及处置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合同效力的典型案例。在涉及国有资产处置的合同纠纷中，如国有资产处置主体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合同各方均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合同内容系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国有资产处置主体在诉讼中将其管理的国有资产利益直接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以合同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为由主张国有资产处置合同无效，但没有其他证据证明或补充说明，合同也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情形的，人民法院对其合同无效的主张不应予以支持。本案中，东北石油大学处置的资产属于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对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并无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东北石油大学处置安达校区资产，并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东北石油大学系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东北石油大学转让的安达校区资产，虽然属国有资产和社会公共教育资源，但安达校区资产的转让系东北石油大学与深圳新世纪公司作为平等的民事主体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进行的有偿转让，不应将东北石油大学管理的国有资产利益直接等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所称的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亦不应据此认定转让合同无效。
（一）基本案情
2012年，大庆市福铭达公司（甲方）与山西华瑞煤业有限公司八工区高华建设工程公司项目部（乙方）签订《协议书》约定：乙方使用甲方的车辆进行运输施工；乙方按月代扣或垫付运输费支付给甲方，确保甲方向银行按月偿还购车贷款。合同履行后，福铭达公司只收到了一个月的款项，遂于2013年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华瑞公司支付14256000元及利息。华瑞公司辩称，因其已将案涉煤矿承包给福建省高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其不是本案诉争合同的合同主体，诉争合同上的印章“山西华瑞煤业有限公司八工区高华建设工程公司项目部”亦表明福铭达公司是与高华公司签订诉争合同。
（二）裁判结果
黑龙江省大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华瑞公司开发案涉工程均是以华瑞公司名义进行管理；诉争合同的签约人陈齐钦并未表示其代表的是高华公司；涉案的33台车辆均是送到华瑞公司的施工现场，接受华瑞公司的调遣与管理；施工现场资料表明，陈齐钦为华瑞公司的工作人员；双方产生争议时是华瑞公司出面协调解决。综上，应当认定陈齐钦是代理华瑞公司而为的民事行为，其行为后果应当由华瑞公司承担。判决：1.华瑞公司给付福铭达公司租赁费9504000元，违约金989223. 84元。华瑞公司上诉后，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华瑞公司以有新证据为由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审理认为，合议庭认为案外人高华公司出具的自愿承担诉争合同法律责任的承诺书有违情理，遂远赴位于福建省福清市的高华公司进行调查，结果表明高华公司对本案诉讼根本不知情，亦未出具过任何承诺声明，是陈齐辉伪造了高华公司的印章、介绍信，以高华公司的名义与华瑞公司签订工程建设施工承包合同，并以高华公司的名义向法院提交承诺声明。综合考察诉争合同签订的背景、诉争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内容，以及福铭达公司对相对人权利外观的认知等情况，认定华瑞公司是诉争合同主体，应当对福铭达公司承担违约责任。遂判决：维持二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本案涉及到黑龙江省与山西省的双方当事人，还涉及福建省的案外人。由于涉案事实涉及地域广，事实查明是本案审理的难点。与福铭达公司签订诉争合同的八工区项目部，究竟是高华公司的项目部，还是华瑞公司的项目部，是确定本案义务人的关键事实。由于华瑞公司再审申请时提出的新证据表明华瑞公司不是本案当事人，这一证据可能否定原审认定的事实，由此本院依法再审。在再审庭审时，高华公司主动揽责的行为，使法官感到有违常理，遂依职权远赴案外人高华公司办公地查明了事实真相。因华瑞公司的再审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再审条件，但经过再审审理，本院依据查明的事实依法维持了原审判决，这体现了再审申请审查与再审审理的法律程序性差异，也体现出第二巡回法庭在审理跨行政区域民事案件中，对双方当事人平等保护的司法理念。
（一）基本案情
2010年4月7日，营口恒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岐公司）与沙建武签订了《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约定恒岐公司、周盈岐将全部股权转让给沙建武，并将涉案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沙建武，股权转让款分期支付。在合同履行中，沙建武依约支付第一笔款后，周盈岐并未如约将土地相关资料的原件交给沙建武。2010年7月8日，恒岐公司取得了涉案土地的土地使用权证书，但未将该证书交给沙建武。后，周盈岐因此次股权转让被认定构成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罪并追究刑事责任。
2014年1月16日，恒岐公司与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明虹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虹公司）在另案诉讼达成调解，将涉案土地抵顶给明虹公司，明虹公司同意对恒岐公司所欠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该调解书已经执行完毕。另查明：沙建武因病去世，付学玲、王凤琴、沙沫迪为沙建武法定继承人。
付学玲、沙沫迪、王凤琴提起诉讼请求：1.解除《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并由周盈岐及恒岐公司返还股权转让款本金8200万元及利息，支付违约金，明虹公司承担本案的连带责任。周盈岐、恒岐公司提起反诉，请求确认《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无效；付学玲、沙沫迪、王凤琴共同给付各类经济损失，明虹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二）裁判结果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解除《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周盈岐、恒岐公司返还付学玲、沙沫迪、王凤琴股权转让款及利息；明虹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给付责任。周盈岐、恒岐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在审理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就二审审理之范围先行厘清。对于《公司股权转让合同书》的效力问题，认为无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该合同效力不必然归于无效。沙建武欲通过控制恒岐公司的方式开发使用涉案土地，此行为属于商事交易中投资者对目标公司的投资行为，是基于股权转让而就相应的权利义务以及履行的方法进行的约定，既不改变目标公司本身亦未变动涉案土地使用权之主体，故在无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予以禁止的前提下，该有关条款合法有效。基于此，周盈岐、恒岐公司在取得了涉案土地使用权后却在另案调解中将涉案土地过户给明虹公司，依法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其上诉请求不应予以支持，本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跨越辽宁与北京两省市，集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规则、树立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正确理念、确认商事投资行为合法性等民事审判热点问题于一体，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在程序上，本案是新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施行后，囊括多项新增条款于一案的典型案例。对于民事案件二审中，一审遗漏当事人诉讼请求而当事人并未就此提出上诉、上诉人在二审阶段请求撤回部分起诉、二审中反诉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未上诉的当事人以抗辩形式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等诸多情形，本案进行了范本式的回应。在实体上，本案一方面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区分处理标准进行了强调；另一方面，进一步明确在股权转让行为中，不应因涉及取得目标公司的土地使用权而即认定为无效。
（一）基本案情
2007年11月1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沈阳办事处(简称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与北京万方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万方源公司）签订《债权置换股份协议书》，约定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将其持有的5000余万元的债权，置换万方源公司持有的某公司的700万股法人股股权。协议签订后，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将上述债权转让给万方源公司，但万方源公司没有履行股权转让义务。2013年双方签订《意向协议》，约定万方源公司向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支付5250万元股权折现款，不再履行股权转让义务，但双方应当签订正式《股权折现协议》。《意向协议》签订后，万方源公司没有按照协议约定交纳保证金及折现款。在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提起本案诉讼后，万方源公司认为双方应当履行《意向协议》，拒绝支付股权的现值，仅同意支付5250万元。
（二）裁判结果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虽然双方签订了《意向协议》，但万方源公司没有据此交纳保证金，双方也未签订正式的《股权折现协议》。万方源公司应当按照《债权置换股份协议书》约定，向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支付其股权现值。判决万方源公司赔偿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18844万元；支付违约金2941935元。万方源公司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当事人跨越辽宁与北京两省市，是一起诉讼标的额较大且跨行政区划的商事案件，双方当事人住所地分别在北京和沈阳，争议发生在辽宁。本庭在审判过程中，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注重维护商事交易秩序，倡导诚实信用原则，公正作出了裁判。本案中，万方源公司在签订《意向协议》后，没有与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签订正式的《股权折现协议》,也没有交纳保证金，属于违约方。在案涉股权价格大幅度升值（截止二审判决作出时已高达3亿多元）的情况下，万方源公司又主动要求履行《意向协议》，显然有悖诚实信用原则。因此，我们既坚持违约方不能因其违约行为而获益，又注意充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将股权升值后的大部分利益判归守约方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所有。本案的处理结果，依法保护了守约方长城资产沈阳办事处的合法权益，充分体现了诚实信用原则在司法审判中的准确适用，对于促进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平等协商、诚实守信、遵守规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基本案情
马恩本原系黑龙江省嫩江县临江乡铁古砬村村民，因修建水利工程需要，移民到山东省汶上县。2003年马恩本与接收地政府签订安置协议，安置补偿费已汇至接收地政府。2006年8月，国家发改委提高移民安置补偿费，嫩江县移民办将调整增加的安置补偿费全额兑现，拨付给铁古砬村。马恩本认为，增加的安置补偿费应拨付给移民接收地，而不是铁古砬村，并多次去嫩江县移民办及嫩江县政府讨要，但始终未予拨付。马恩本为此信访投诉，2011年6月27日，黑河市政府作出信访复核意见，要求嫩江县政府负责协调，将调整后的安置补偿款交给移民接收地。收到黑河市政府复核意见书后，马恩本多次去嫩江县政府提出拨款申请，嫩江县政府未履行相关拨付义务。马恩本提起诉讼，要求嫩江县政府履行发放安置补偿款法定职责
（二）裁判结果
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为，黑河市政府于2011年6月27日作出信访复核意见书，马恩本于2013年10月16日提起诉讼，超过两年法定起诉期限，裁定驳回起诉。
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黑河市政府作出的信访复核意见，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裁定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
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提审后认为，黑河市政府作出的信访复核意见书，撤销嫩江县政府的信访复查决定，要求嫩江县政府将调整后的补偿款交给移民接收地，嫩江县政府应当执行。嫩江县政府未履行黑河市政府决定，是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黑河市政府作出信访复核意见后，马恩本多次向嫩江县政府提出拨款申请，嫩江县政府一直未履行拨款义务，2013年10月16日，马恩本提起本案行政诉讼。根据上述事实，认定马恩本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缺乏事实根据，且嫩江县政府一、二审程序中，亦未提供证据证明马恩本起诉超过法定期限，应当推定马恩本起诉未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此，再审裁定撤销一、二审裁定，指令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继续审理。2016年8月29日，黑河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再审判决，责令嫩江县政府在三个月内履行拨付移民款的法定职责。
（三）典型意义
本案是跨省级行政区划的行政案件，对外地当事人诉权保护是否到位，考验着法官的司法责任感。通过这起案件的审理可以发现，由案件发生地的人民法院审理跨行政区划的行政案件，难以避免当地法院出于保护本地当事人利益的不正当考虑，出现不公正裁判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案件，能够排除地方干扰，作出公正裁判，监督下级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充分保护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及时有效化解行政争议。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新闻通气会
11011502003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