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看来，山寨某个建筑物、文物、艺术品之类算不得什么大事，因为中国人一直这么干，如很多地方有山寨天安门、山寨白宫之类。美国白宫也没有提出什么异议，埃及人干吗这么小气。
与山寨行为最相类似的就是抄袭和盗版了。将别人作品中的文字表述、思想、设计等智力成果移花接木，挪移到自己作品中，伪装成自己的原创成果，这种现象在中国学术界、文艺界时有发生；至于盗版，将别人拥有版权的文字、艺术作品印刷、复制后拿去卖钱已经是小意思了。互联网时代，各种网络媒体未经原创者同意，将其文字、音频、视频等作品随意上传、转帖已属司空见惯。按理说，与山寨、抄袭违反的是道义的、学术的非正式规范不同，盗版已经违法了，但是面对大面积的盗版行为，著作权法似乎显得苍白无力，因为执法成本实在太高了。
在现代社会，一切智力成果都天然地具有权利属性，具体说就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是西方社会一个伟大的制度创造。人们认为，正是因为有了知识产权制度，西方社会才取得了领先全球的经济、文化、科技成果。在当今中国，人们也已经接受和认同了知识产权这一概念，然而它在更大程度上仍然是表面的制度移植，在更深的观念层面，人们对于产权都不太重视和尊重，何况知识产权。
中国人向来缺乏知识产权观念是人所共知的。首先知识原创者就没有认为自己对于知识产品拥有一种权利。古代作品大多是不署名的，有的作品确实冠有人名，但却是假托圣人之言，真正的作者则隐而不见，如《黄帝内经》。作者创作的目的只是为寄情或传道，而非为求名或求财。其次，对于“侵权者”而言，知识似乎应该是无偿共享的。孔乙己认为偷书都不算偷，何况偷知识。抄袭者很少有像偷窃实体财物那样的耻辱感。
中国人何以缺乏知识产权观念？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存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多种原因。从政治上说，权利的实现场域在市场而非官场，而在官僚集权的、缺乏市场发育的社会，权力的价值永远高于权利的价值，知识是为权力服务的，不可能有自身的价值。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幕僚为官员、现今社会秘书为领导，贡献智谋、捉刀代笔是天经地义的，幕僚、秘书不可能去伸张自己的权利。从经济上说，与普通的实体性产品不同，知识、思想这种产品被创造出来就是为了传播，而传播后的知识产品是很难被掌控的；相反，要盗取它则非常容易。经济学家巴泽尔认为，任何权利的有效性都取决于权利保护的成本。因为有成本，所以权利的保护都是不周延的，而缺乏保护的权利必然遗留在公共领域，成为被侵害的对象。
对任何社会而言，产权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巴泽尔说，“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都可以被放置在产权的框架里加以分析。”从宏观上说，产权代表了一种有序的交易秩序；从微观上说，产权则代表了个体的自由和创造力。在各类产权中，知识产权尤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要创新，要进步，就必须尊重知识，尊重智力，尊重创造。这样既能实现财富的涌流，又利于保障人的自由和尊严。目前，中国正在建设创新型社会，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要达成这一目标，构建一个健全的知识产权制度是不二选择。
（作者：国家检察官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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