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协委员、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肖冬梅
本报记者 龚菁琦
2014年8月，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下称《决定》）。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已轮廓初现。省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期间，对知识产权领域如何践行依法治国的问题，不少委员纷纷发表真知灼见，本报予以报道（详见湘声报1月28日《“花拳绣腿”难保知识产权》一文）。
为何要专门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它的设立能为老百姓带来些什么？设立过程中经历了哪些阶段？围绕这些问题，省政协委员、湘潭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院长兼法学院院长肖冬梅，接受了湘声报记者的专访。
每个人都可能涉及知识产权问题
湘声报：作为知识产权法方面的专家，你认为知识产权法院的设立能为老百姓带来些什么？又将对知识产权的维护产生怎样的影响？
肖冬梅：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涉及到知识产权问题。比如，记者写的文章被抄袭；一些企业假冒注册商标，违法经营；现在网络非常发达，有些人未经许可利用网络资源，也许就会涉嫌著作权侵权等等。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由专业法官来审理案件，公正性更有保障。此外，知识产权诉讼程序将逐步优化，能使诉讼成本降低，效率提高。
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是针对知识产权案件的专业性或者技术性强、案情相对复杂与隐蔽等特点设立的，主要管辖专利、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技术秘密等知识产权民事和行政案件。它设立的好处是，可集中审理技术类知识产权案件，尽可能统一司法裁判的标准，克服知识产权审判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湘声报：为何国家会选择在北京、上海、广州试行设立知识产权法院？
肖冬梅：首先北上广是我们国家经济最发达、知识产权案件最多且最集中的地区；其次，这些地区的法官在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方面经验丰富，很多案件的审判在全国影响比较大。
知识产权审判专门化是一个渐进过程
湘声报：我国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经历了哪些发展过程？
肖冬梅：我国知识产权审判专门化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最初的知识产权庭的建立，到知识产权“三合一”审判模式试点，再到知识产权法院试行，是一个渐进式的发展过程。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起，我国法院系统内相继建立起一批知识产权审判庭。1993年北京市高院、中院建立了知识产权庭，主要针对知识产权民事诉讼案件；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成立，随后全国各省市的高院、中院知识产权庭也相继建立。全国法院系统现有知识产权专业法官3000余人。
随着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颁布实施，我国法院系统内的知识产权庭开始试点推广“三合一”审判模式，即将涉及知识产权的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全部集中到知识产权审判庭统一审理，方便处理刑事、民事、行政交叉的案件。目前我国已有7个高级法院、74个中级法院和80个基层法院的知识产权庭开展了“三合一”审判模式试点工作。
知识产权庭近20年的运行，为知识产权专门法院的设立储备了专业人才队伍，积累了重要的知识产权审判实务经验，但审判标准不统一、司法资源配置不均衡等问题日益凸显。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这些问题亟需得到有效解决，知识产权专门法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湘声报：《决定》中对知识产权法院的审判模式只提到了民事、行政案件“二审合一”的问题，没有把刑事案件纳进去，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肖冬梅：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三试点地的知识产权法院对技术类知识产权的“民事和行政”案件进行跨区域管辖。没涉及技术类知识产权的刑事案件，这是考虑到与知识产权民事与行政案件审理方式不同，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须先经历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必须有国家相关机关加以干预，受害人并不能直接向法院起诉。如果由知识产权法院对知识产权刑事案件进行跨区管辖，这不但涉及到侦查权的配置，还涉及到检察权的配置等。
湘声报：湖南的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发展状况如何？有没有可能成为试点地之一？
肖冬梅：在湖南，有一批优秀的知识产权法官。近年来湖南有一批高质量的知识产权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100件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 、每年的中国知识产权十大典型案例等。知识产权法院的试点，重点考虑经济发展程度与案件的集中度，随着湖南经济发展进程加快，相应的知识产权纠纷增多，在湖南设立知识产权法院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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