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新办就科技工作进展与成就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2月26日，国新办举行科技工作进展与成就有关情况发布会。科技部部长万钢，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曹雪涛，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候任主席龚克，工程院院士、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荣军，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吴季介绍了近年来我国科技工作进展与成就有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提问。以下为直播实录：
胡凯红: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出席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今天我们很高兴请来了科技部部长万钢先生，请他向大家介绍这些年科技工作的进展和成就。为了更好地帮助大家了解这方面情况，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了五位科技工作者出席今天的发布会，与大家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下面我做个介绍，他们是：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先生；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校长曹雪涛先生；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候任主席龚克先生；工程院院士、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荣军先生；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吴季先生。下面先请万部长做介绍。
科技部部长万钢
万钢:
女士们、先生们，各位新闻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还没过十五，也算给大家拜个晚年。特别感谢各位长期以来对科技创新工作的关心、理解、支持，感谢你们的辛勤劳动，把新的科技成果、新的科学知识应用到社会各方面，把存在问题和情况及时反馈给我们，也特别高兴国新办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很好的相互之间交流沟通的机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到了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形成了从思想到战略到行动的系列部署，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砥砺奋进的五年，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的重大变化，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我们国家已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我简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情况，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科技创新水平加速迈向国际第一方阵，进入了三跑并存，领跑并跑日益增多的历史性新阶段。大家也从采访中得知，比如蛟龙、天眼、悟空、墨子、慧眼等为代表的重大创新成果相继问世，基础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大幅度提升。在若干领域开始成为全球的创新引领者。2017年，全社会R&D支出预计达到1.76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70.9%，企业投入比例多年来一直超过75%。按照现在的统计，大概能够达到77%-78%。国际论文总量和被引用量居世界第二位，发明专利申请量、授权量都居世界前列。研发人员全时当量居世界第一位，科技进步贡献率从2012年的52.2%升至57.5%。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2012年的世界第20位升至第17位。
第二，科技创新有力支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民生改善，实现了全面融入、主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跨越。重大专项，比如移动通讯、集成电路、数控机床、大飞机、核电等重点领域率先实现跨越，复兴号成功商业化运行，全国高速铁路里程已经占全球总里程60%以上。可再生能源的装机量、发电量居世界第一，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和保有量均占全世界50%以上。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引领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快速发展，有力地带动了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动能成长。19家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156家国家高新区成为区域创新发展的核心载体和重要引擎。科技创新在打赢蓝天保卫战、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科技兴林、科技治沙成效显著，在全球率先实现“沙退人进”。130多万台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基层医疗机构示范应用，服务人群达到4.5亿。建立了应对突发性传染病的防控技术体系，成功研制了埃博拉疫苗等，在国际传染病防控中彰显了中国力量。
第三，科技体制改革向系统纵深推进，科技管理格局实现了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的历史性转变。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研发投入、研究人员、发明专利占比均超过70%。国家科技计划和资金管理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院士制度、科技奖励、科技军民融合等改革也正在深入推进过程之中。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了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支持创新的普惠性政策，国家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科技报告制度、创新调查制度、资源开放共享等基础性制度都在加快建立，科技人员获得感大大增强。
第四，科技创新力量由科研人员为主向全社会拓展，开创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历史性新局面。比较突出的是科技成果转化，通过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发布《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和《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方案》，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形成了系统推进成果转化的“三部曲”。一些科技人员关心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量质齐升，各类技术交易市场超过1000家，全国技术交易合同在2016年1.1万亿的基础上提升到1.3万亿。4298家众创空间、3255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和400多家企业加速器，以及19家国家自创区和156家国家高新区形成了一个日趋完善的创业孵化生态链条。科技与金融结合深入推进，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引导地方政府、金融机构、民间资本投资规模大幅度增长。
第五，科技外交成为国家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创新开放合作迈出主动布局的历史性步伐。“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G20峰会、金砖国家厦门峰会都留下了鲜明的科技创新合作印记，总书记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所提的“一带一路”科技创新行动计划正在扎实推进。我们目前建立科技合作关系的国家已经达到158个，参加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超过200个，参与了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多元化创新版图中日益重要的一极。大家所关心的内地和港澳科技创新合作也取得了新进展，完成首批跨境科研经费拨付试点。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更需要有新作为。今年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一年，我们将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主动担当，改革进取，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
胡凯红:
谢谢万部长。下面请薛其坤先生做介绍。
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薛其坤
薛其坤:
我是来自清华大学的薛其坤，1963年我出生于山东省沂蒙山区，在我的中学时代正好赶上我们国家高考制度恢复，1980年我考上大学，成为了一个非常幸运的80年代的新青年。在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支持下，我还有幸在国外留学了8年，在2005年，40岁刚多一点的时候，我有幸和今天在座的曹雪涛校长一起入选了中国科学院的院士，成为了国际上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能有今天，我想和党和国家对我的培养是分不开的，和我们国家的发展是分不开的，我感恩自己的祖国。
我也是一个从事量子物理前沿技术研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在清华大学率领的团队在2013年和合作者一起从实验上发现了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是物理学凝聚态领域在过去30多年最大的试验发现之一，这个成果在2016年的“三会”上得到了总书记的表彰，列为建国以来我国基础科学方面的七项突破之一。让我们中国人感到自豪的是，2016年诺贝尔物理奖评奖委员会介绍诺贝尔奖的时候，这个奖授予了三个理论物理学家，把我们这个实验发现作为支撑这个诺贝尔奖的两个关键试验之一。这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中国物理学研究的成果，量子科学的成果第一次得到了这么高的评价，所以我是伴随着国家的强大、国家的发展而逐渐成长，谢谢大家。
胡凯红:
谢谢。下面请曹雪涛先生做介绍。
工程院院士、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曹雪涛
曹雪涛: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在上海学习工作了30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 北京协和医学院工作了7年，一直在国内从事基础免疫学研究和癌症的免疫治疗应用研究。目前兼任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协生命科学联合体的主席，去年也担当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基础科学中心负责人这样一个职务。可以讲，我是一直在国内成长起来，能够在国际上担任亚太地区免疫学联盟的主席和全球慢性疾病防控联盟的主席，这是对国家实力的认可，所以我和薛其坤院士的感受是一样的，非常感谢国家对我们这一代科学家的培养。
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我们国家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在国际上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大家知道，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了科技创新、科教融合、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这样一些重大的决策部署，国家科技部也积极地落实这些战略部署，也对一些重点领域、前沿领域，包括关系民生的领域作出了非常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我们有机会能够获得一些资助，而且明确努力的方向，使我们在国际前沿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我觉得是大家的、是国家的，我相信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在基础科学和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将涌现更多的中国发现、中国智慧，也做出更多的中国贡献和中国的制造、创造，特别我们对世界贡献更多的中国力量。谢谢大家。
胡凯红:
谢谢。下面请龚克先生做介绍。
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候任主席龚克
龚克:
大家好，我是南开大学的龚克。刚才做了个人的介绍，我是77级大学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80年代初出国留学的那批大学生。我于去年的12月由中国科协推荐参加了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主席竞选，并成功获选，成为这个组织成立50年来第一位担任主席的中国科技工作者。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是由100多个国家成员和10多个国际组织成员组成的世界上覆盖范围最广的工程组织。2017年是我国科技工作者在世界科技组织任职大丰收的一年，据中国科协统计，去年有280多人担任世界重要国际科技组织执行委员的职务，其中有131人担任了主席、副主席、前主席及候任主席等职务，像赵忠贤、周其凤、黄维、王曦等。相比2016年来讲，在国际组织高层任职增长了将近70%，担任主席的任职增长超过50%，是大丰收的一年。
我想这并不是我们这些人有特别大的本事，而是中国科技进步、中国科技对世界科技发展的贡献产生的影响，是对中国影响力的认可。这么多中国科技人员能够在国际组织任职，对于我们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是非常有利的一个方面。谢谢大家。
胡凯红:
谢谢。下面请丁荣军先生做介绍。
工程院院士、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董事长丁荣军
丁荣军:
大家好，我来自于中国中车。从84年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工作，我专业学的是电力机车，现在叫机车传动。毕业之后，我一直从事轨道交通传动与控制技术的研究，这项技术也被誉为轨道交通的大脑和心脏。在2004年，我们高铁技术引进的时候，外国公司坚决不让转让，应该说我们的技术通过将近30年的研究，现在的技术水平绝对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差，并且我们由原来的控制技术逐步延伸到大功率器件的研究，现在也都开发完成。第一，感恩于国家，让我一个农村的孩子上了大学。第二，感觉到国家的强大，正好让我们碰到一个很好的机会，铁路的大发展使得我们所从事的技术、研究的成果能够得到更好的应用，在应用中又得到了成长。相信我们的技术在未来一定会为全人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谢谢。
胡凯红:
谢谢。下面请吴季先生做介绍。
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吴季
吴季:
大家好，我来自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我是去年年底刚刚从中心主任岗位上退下来，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的负责人。大家熟知的悟空、慧眼、墨子都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的项目。碰巧今天在座很多的都认识，我和龚校长30多年前在欧洲空间局就认识了。我是1994年从丹麦技术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回国，1997年开始负责我国第一个空间科学卫星计划——地球空间双星探测计划，当时我是应用系统的总设计师，2006年开始负责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中长期规划研究，对我国到2030年科学卫星发展作出了一个长期的规划研究。2007年曾经任中俄火星联合探测计划的首席科学家，大家知道的萤火1号和俄罗斯探测器一起发射，后来因为俄罗斯探测器失败，所以很遗憾，我们国家的第一个火星计划没有飞向火星。2004年-2014年我任嫦娥1号、2号和3号科学探测有效载荷的总指挥，从2011年开始任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的负责人，墨子、悟空、慧眼、实践十号都是先导专项的卫星项目。现在，我们在牵头论证空间科学未来的发展，包括国家实验室建设。最近非常有幸当选了第13届政协委员，现在也在准备提案的过程中。谢谢大家。
胡凯红:
谢谢刚才万部长和五位专家的介绍，下面开始提问。
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电视台记者:
十九大报告提到要建立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想请问一下万部长和各位代表，目前推动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面临着哪些问题？有什么措施和建议？谢谢。
万钢:
对于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我们今天就采用经验体会、问题探讨的方式来进行回答。作为企业创新的第一线，我想丁荣军同志有很深的体会，您先讲一讲。大学校长龚克同志也有很大的体会，特别是成果转化、双创这块。然后我再根据了解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丁荣军:
我想以大家比较关注的复兴号的创新过程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来自于企业，第一感觉是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复兴号的整个研发过程，到去年上线，大概花了五年时间，在五年以前科技部就开始立项，组织了国内51个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包括企业的创新中心，有1500多是高级技术人员，都是有高级职称以上的，包括中国工程院，我所在的机械和运载学部的很多院士，我们都参与了咨询、研究、评审工作。经过差不多两三年基础性的课题研究，之后再由铁路总公司和国家铁路局，他们从应用需求的角度来提出顶层的要求，相关的企业和高校，包括中科院很多所都参与到一起，我们再进行研究，无论从车本身的性能，到现在真正达到350公里运行，实际上做了很多的工作。
作为旅客，大家感受到的变化：第一，进到车里，美观或者舒适度上面和原来的和谐号相比有很大变化，大家直接的体会是我们这个车进去以后的平稳性更好。我们的线路、施工技术水平可以说在世界上都是最先进的。而且从车的设计来说，无论是走型稳定性、减震等等方面我们都做了很多工作。第二，原来大家老抱怨，上了和谐号之后手机打电话断断续续，实际是因为车速太快信号跟不上，所以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更人性化，让通讯不中断，为旅客提供方便。我们正在研究，怎么进入媒体，就是让视频也能上到车上去。现在除了感受到的技术以外，其实还有很多感受不到的，比如电磁辐射，我们车的电磁干扰绝对比国际上任何一个国家要小，另外是我们的人均能耗和和谐号相比，大概节约了17%，就是降低了17%。因为人均能耗的降低也保证了350公里运行时的经济性，所以最终这个车出来，84%的技术标准是按照中国标准生产出来的，现在的350公里速度等级国际上是没有标准的，中国是走在最前面，就是我们现在的数据是全世界最多最多的。另外我们还有1000多发明专利，这些都构成了我们的技术体系。
当然，现在复兴号在运行，我们科技部挺超前，我们现在正在开发400公里的变轨距的车子，我们已经在做相应的研发工作，媒体也看到，600公里下一代的就是磁浮，我们都在进行研究。十九大提出要做一些工程性、技术性、企业性、颠覆性的技术研究，要交通强国，我的观点是我们由原来的跟随到现在并跑，不久的将来肯定可以引领，因为我是搞控制的，现在的永磁驱动系统已经装车，在考核，我们的自动驾驶或者未来的无人驾驶技术也在做相应的研究，这些都是为了旅客。我一直在想，未来大家上到高铁，希望像在家庭影院一样的，窗口都变成电子屏幕，大家一上去之后就忘记旅途的疲劳，我最终的想法，把我们的高铁技术跟全世界分享，感受我们技术的领先。谢谢。
龚克:
我说一下我的体会，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我们国家研究了很长时间。我的认识是这样：首先，两者的结合，从趋势上来看是越来越结合的，不是越来越分离的。但是距离十九大提出来深度融合的要求我们还有差距，深度怎么个深法？我的感觉之一，20年前很多企业到实验室是找现成项目，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把需求提出来，提前了。比如说PVC，我们国家是世界上PVC材料的生产大国，但是我们在生产过程中用催化剂是含汞的，汞是高度污染的，所以要做低汞和无汞的催化剂来解决这个产业的问题。我们比较早的向大学、技术研究提出来了，所以化学比较早开展工作，前两年成功实现了PVC生产过程中无汞催化，这是比较深度的融合。
这几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修改的成果转化促进法，法律、政策，发了文件，还有行动计划，对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确实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过去做生物的，现在研发出了生物航油，已经在大规模的做试飞试验，鼓励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当然我们也相应调整了评职称的政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发展业态，就是互联网，刚才谈到双创，在科技部最早认定的70多个众创空间中，南开大学有3个，都与互联网相关，互联网不光把网络连起来了，它把研发、应用、需求、投资都连在一起了，所以现在众创空间的发展可能形成了研发和经济应用深度融合的新平台。最近我们在调研人工智能的发展，也看到这样一种新的创新业态，这种业态从一开始就是相融合的，对将来实现深度融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但是这里面行业壁垒比较多，我们还需要进一步打破。
万钢:
刚才丁荣军同志和龚克同志都结合他们的实践讲了很多经验，也指出了一些存在的问题。近年来，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技术交易合同成交额快速增长。就是像龚校长所说的，现在企业向高校要的不是现成成果，更多是一种委托任务，是前沿探索的东西，比如丁院士所说的400公里、600公里的磁悬浮。未来还有很多我们没有做过的事，所以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我们提供更优质的创新源头的支持，更全面的技术转移机构的服务，包括成果的评估评价问题怎么解决。在落实的过程中，还有政策不衔接、政策不配套的问题。
下一步的重点：第一，进一步加强各类政策的协同。刚才说行业壁垒实际上有一些是互相之间的政策不配套、标准不配套的问题，要打通，各行业创新政策之间的壁垒。第二，我们国有民营机构，尤其是大学的知识创造要纳入到国有资产管理，这块科技成果的评价将来怎么样解决需要研究。第三，怎么样让大学的创新资源开放，特别是基础研究、前沿探索的成果能向市场和企业转移。第四，完善分类评价体制。因为科技成果转化不是研究的结束，往往是应用的开始，所以对从事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人员，他的评价、评职称也要充分的考虑，最重要的是产学研怎么能够融合到一起，这一点我们国家现有科技体制上还有障碍，需要我们的科技人员和科技部门共同合作来打通这些障碍，使企业真正作为创新的主体，使我们的高校、研究院所成为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提供的生力军。谢谢大家。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
根据规划，到2020年中国将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也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原始创新能力仍然是比较薄弱的，接下来会有哪些措施来加强中国的原始创新能力？谢谢。
万钢:
刚才所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在2050年成为科技创新强国。基础研究、前沿探索必然是现在要做好的一门大功课，这些工作可能需要我们从现有的实践当中来进一步探讨。下面，请薛其坤院士和吴季院士谈谈。
薛其坤:
感谢记者同志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感谢万部长给我这个机会。作为一个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讲讲这方面的感想，我觉得首先我们要从政策上、从国家层面保证对基础研究的持续稳定支持。因为这是由原创性研究和基础研究的特点本身决定的，前沿基础研究也是实现原始创新的主要或者最重要的途径之一。大家都知道，越基础的东西，往往是越共性的问题，尽管原创性非常强，但是存在着不确定性。1月31日国务院出台《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我想就是抓住了原始创新的牛鼻子，这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随着科技部包括清华大学部署实施这样一个意见，我想我们国家在基础研究方面机制体制的创新会逐渐形成，会大大提高我们国家在未来原创研究方面的能力。
还有一点，包括科技部一直在力推的，就是如何改进现在的学术评价，创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生态，使从事原创研究、基础研究的人潜心研究。评价一个成果的时候，不可避免会对潜心做研究、致力于不确定性的原创科研形成一个很大的压力。除了鼓励一部分人对国家重大需求进行目标比较清晰的研究，同时又要面向我们国家未来发展，在2035年初步实现现代化和2050年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时候，要有一套非常好的氛围和环境，包括政策，能使他潜心做研究。我们不可能再像现在用的很多技术几乎全是舶来品，原创研究也可能失败，我们应该允许它失败，但是评价体系上怎么保证？有一个机制和环境建设的问题。你给了我这么多经费，我失败了，我是一个浪费者，但还是仍然要鼓励去做研究。刚才你谈到了经济和研究两张皮的问题，实际上在原创研究上也有不确定性和确定性，我们国家，包括科技部，包括国家有关部门，包括我们学校也正在制定如何两条腿并行的问题。
还有一点，是要提高我们国家原始创新能力，就是加强对高精尖先进试验技术的支持，对试验技术人员的支持。国家也正在研究，包括科技部也多次提到这件事。在座的各位可能都非常清楚，我们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老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想在科学、原创上发现别人看不到、发现不了的东西，肯定你的眼睛要更亮，你使用的仪器工具分辨率、灵敏度要更高，如果我们这方面没有人去研究，没有这种试验技术的话，也不能支撑原创能力的提高。因为原创的东西总是新的，新的需要更明亮的眼睛、更先进的仪器去看到它、觉察到它，所以这方面国家也会推动支持。谢谢。
吴季:
简单补充一点，刚才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我们也觉得非常重要。国务院最近发布了一个指导意见，23条恰好是针对我们国家未来发展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要加强基础研究，就是补齐这个短板的一个文件。我们国家现在在世界上经济体量不是最大的，各方面的发展可能促使我们成为未来国际上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但是，我们在基础理论中所用的基本理论几乎全部都是欧洲、美国在100年前、200年前创造的一些基础理论，现在由中国人原创的基础理论确实还很少。
到2050年中国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基础研究，没有一支原创能力很强的力量不断涌现的话，那么和世界科技强国的要求还是有差距的。所以，现在这方面是一个短板，国务院之所以发布这个指导意见也是针对这个短板，要超前部署，因为基础研究的成果可能要等到十年、二十年以后才能显现出来。刚才薛校长说得很对，需要有很多铺垫，不一定马上就出成果，甚至还会有失败。
我想补充的一点是，在基础研究领域，有一类需要我们国家给予更多重视，就是更进一步加强由政府主导、有组织的定向基础研究。通常有两类项目来体现：一类是地面上的大科学装置。我们国家大概每五年遴选一次地面上的大科学装置，现在叫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比如说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比如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另外一类有组织的定向基础研究，就是科学卫星。刚才谈到的悟空、墨子号，每一个型号都要大概花几个亿、十个亿甚至十几个亿人民币，它们也属于大科学装置，既是中国航天的一部分，又是基础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它的成果我们在立项时就要严格审核它的产出是什么，如果没有产出我们不会立项，所以这类的项目国家在未来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
我们最近做过一个调研，研究了100多年来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成果来自于哪里。大概1950年以前，只有1项是来自于大科学装置的。到1970年以后，就有超过40%是来自于大科学装置，比如天文望远镜，或者科学卫星、加速器等等。到了1990年以后，这个比例高达48%，就是说在科技强国的竞争中，由政府主导的、有组织的定向基础研究突破当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高，这点是需要更进一步加强投入和统筹考虑的，也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中国应该在这个领域做出更多的贡献。谢谢大家。
曹雪涛:
因为一直在国内从事研究工作，参加了很多的科技项目评审，对目前特别是这几年来，在评审项目中专家用的最多的词，如“你的原始创新、你的核心技术点在哪里”印象特别深刻，也就是说，国家对于科技创新认识的高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而且我出国的机会比较多，国外的生物医学界学者对中国这几年来的基础研究快速进步，用“难以置信”这个词来表达，一点不为过。包括今年年初，春节期间，2月份还没有结束，中国在三大杂志Natrue、Sicence、Cell出了12篇研究论文，都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作为生物医学工作者也很自豪，其中的11篇是生命科学和医学，就是说创新势头是爆发式的，大家都说是开了一个好头，我也希望这种势头继续延续下去。其实产生这样一个势头不是偶然的，我觉得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有它的独到之处。首先是加强了顶层设计，这个顶层设计是一种宏观导向，特别是围绕大目标，成立大的平台，设置大的装置，组成大的项目，包括各种不同特点和专业技术特色的大的交叉性团队，围绕着一个重大目标去攻关，在这方面全链条创新，在国家科技部总体部署下，这几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催生了很多大的成果。
还有一个是在创新文化的营造上，我觉得科技部和国家各个相关部门都做了极力的推动。过去我们说创新是看着哪个国际高地比较性创新多一些，现在都鼓励独创性的技术体系和革命性的科学思想的涌现，就是独一无二的，就是舍我其谁，在这方面体现了中国的文化自信，经过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最近五年、十年大的科技投入，我们国际化程度和过去雄厚的积淀都发挥出来了，这样就有一定的基础去催生中国学派的产生，这些是真正体现基础研究作为原始创新点和作为将来技术，特别是新技术、高新技术的源头，作为一种支撑的意义。
在这方面，我觉得特别是中国学者应该有点自信，特别是借助于我们雄厚的文化支撑和哲学智慧，能够创建自己的技术体系去开展工作，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实质性的支持很重要。另一方面，在科学家层面上，过去叫“弯道超车”，我觉得这个词用得有些局限性，最好是“劈山建路架桥”，达到别人所达不到的制高点，然后在这个制高点上发出中国声音，产生原创性的成果，带动中国的高新技术应用研究。在这方面从医学角度来说，我觉得这几年还是可圈可点的，包括很多技术的科技成果，像过去的传染病防控，2003年的时候SARS一来措手不及，这几年科技部实施了传染病防控重大专项，2013年H7N9一来，从病源的发现、临床的救治、药物的研发一直到病人的标准化处理流程，被WHO树为典范，而且用了8个月的时间在《新英格兰》、《柳叶刀》，这些国际权威的医学杂志，还有《Nature》、 《Science》发表了十几篇文章，而且都是中国原创，2003年-2013年这十年的建设使中国达到了一个高度，有基础的、有技术的、有应用的，全链条创新。我自己感觉，中国只要能够坚持稳定的支持，把我们的体制机制优势发挥出来，充分调动我国科技人员的创新力，将来的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还是有非常大的前途和光明的前景。谢谢大家。
薛其坤:
我非常同意刚才雪涛院士的一句话，我们现在经常用“弯道超车”来形容科研水平，我觉得很多情况不是很恰当。我更喜欢开山辟路架桥。在目前我国的量子科学研究中，我认为最重要的科学上的发现是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这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别人没有的利器，发展了自己的工具，这靠弯道超车是超不上去的，得靠原始创新能力的提高，不简单是“弯道超车”，而是“另辟蹊径”。
万钢:
科学家们的讨论很有意思，实际上弯道超车是指在跟随并行的动态过程中进行超越，往往要弯道超车。但是对于基础研究，还有一种说法，叫换道超车，换道就是另辟蹊径。刚才其坤首先说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这是国务院最近刚刚颁布的，也是我们国家对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第一个政策性指导性文件，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标志着中国正在逐步走向创新型国家和科技强国的道路。这个文件的形成，应该感谢去年的两会，去年两会上有90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了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问题，我所知道大概有50多位全国人大代表提出了相关建议，作为全国政协的1号提案，委托科技部牵头，专门召开了为期三天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的“香山科学会议”，期间各位专家所提的，逐渐形成了共识，并落实到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近几年我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快速增长，从2012年的499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823亿元，增幅达65%。
这个文件提出几个方面工作：一是加强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长期持续投入。中央政府财政投入要持续增长，同时也要吸引地方财政和企业、全社会来加强基础研究投入。二是在一些重大的科技任务部署中要实现全链条、一体化部署，就是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基础研究，一直到技术创新和市场应用。三是加大在重大创新领域当中的基础研究布局。包括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比如天眼，就是刚才其坤所说的“看得更清、看得更远”；同时要加强建设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重大科研基地建设。四是要深化改革，通过产学研紧密融合引导企业参与到原创性技术研究中。五是人才培养。从事基础研究有它的特性，培养基础研究的人才需要更大的耐心，给予他们更大的空间、更大的自由度，允许他们进行自由探索。所以去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自然科学基金规模已经达到280亿，这也是创记录的一个高度。六是加强创新环境建设。从事基础研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而且走得越远不确定性越强，在这种情况下，怎样能够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同时又要弘扬科学精神和创新文化，这就需要全社会的理解和支持。
搞基础研究，坐冷板凳十年是短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坐十年冷板凳一定能出点儿东西，有些人可能一辈子探索也没做成功，这是常见的事，但是这些人的探索都在为下一代人提供基础。大家都知道爱迪生发明灯泡做了1000多次试验，如果他在第999次停下来，那可能晚几十年才能得到灯泡。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研究，做了很多次试验失败了，失败也是在探索一条道路。所以，科技进步法上有这样一条，就是怎么宽容失败。任何一个课题，只要设置了目标，而且按照这个目标完成了你应该做的事情，即使没达到目标，也属于成功，因为这个试验做失败的过程公开可以避免后来人走弯路，也同样是对科学知识探索的贡献。谢谢大家。
中国新闻社记者:
关于人工智能，我们知道去年7月份国务院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规划，我想了解一下在规划发布以后，科技部有哪些相应的举措去推动我国人工智能发展？下一步会怎样进一步推动落实这个规划？谢谢。
万钢:
你讲的人工智能我也有一个小故事，去年我曾经到一个车站坐高铁，车快要来了，高铁门口排着很多人，都得拿着身份证一个一个的对，后来我说能不能用刷脸技术解决这个问题。今年春节的时候看到了，确实已经在用刷脸的技术，这是人工智能应用的一个例子。人工智能发展是一个过程，可能我们今天的刷脸只有99%点几，做不到100%，但是减少了90%以上的工作量。所以我觉得人工智能正在我们的身边，它正在快速的发展。去年我们大概用了将近半年多的时间专门研究，通过广泛参与，编制起草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并已由国务院发布实施，国内外反应十分热烈。11月份，我们召开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重大项目成立的启动会，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依托我们在人工智能基础比较好的大型企业，比如百度、阿里、腾讯、科大讯飞四家公司建立了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百度在自动驾驶方面，阿里在城市大脑方面，科大讯飞在语音辨识方面。人工智能规划落实的第一步就是要把已有知识能够应用到社会需求的各方面去。
要夯实人工智能发展的科技基础，部署重大前沿理论和关键技术的研究。第二是加快人工智能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第三是强化政策法规方面的研究，因为人工智能会涉及到现有的一些伦理、法规的限制，包括个人隐私的保护等等，这些我们要认真解决。第四是深化人工智能的国际合作交流。丁荣军同志刚才说了智能驾驶火车、高速列车，也可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丁荣军:
大家可能很关心，我只能从高铁这个领域说，去年我们几个搞技术的在一起策划了一个动画片，在德国柏林展有几分钟视频，给大家的震撼很大。我们希望未来我们的高铁在人工智能方面能做成什么样，我们当时就在想：第一，至少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刚刚万部长讲过安检，我认为未来这种都不应该有，过去的时候随便走就行了。第二，我们现在正在做相应的设计，我们承担了一个项目，做了很久，现在主要是安全问题，就是怎么样不影响车的安全，还有关于娱乐设施，把人工智能都用上。第三，未来的旅客上去以后能够有一个小家庭的感觉，包括娱乐设施、上网，甚至一些个人的爱好，我们都能满足，包括窗户的颜色，年轻人可能喜欢亮一点，或者红一点，花一点，年纪大的相对喜欢暗一点，根据需要来做这方面的设计。未来人工智能要做到安全防控，司机上去，人脸识别不对的话车是开不走的，当然为了旅客，用身份证定了票上去肯定能对上，这也是安全需要来考虑，因为毕竟高铁是一个人员相对集中的场所。
各位记者朋友你们有什么好的需求也可以给我们提出来，便于我们未来在车的设计上多考虑。谢谢。
万钢:
丁院士可能要搞一个微信公众号，听听大家的意见。龚克是搞电子信息和控制的。
龚克:
我说一下我们有关的情况，刚才说到国务院的规划出来以后大家都在动，包括创新平台的布置，人才培养等。去年5月份在天津开了一次世界智能大会，当时中国工程院和天津市政府签署协议，要建立一个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研究院，这个研究院在十九大以后已经开始运营起来了，依托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我做研究院的执行院长。这个研究院就是为落实国务院的规划提供智力支撑，现在我们正在做调研，春节我们都没有休息，20多个师生在各地做调研，现在做400多个企业、70多家研究单位中国的人工智能及产业发展情况的调研。
规划提出来要建设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叫做开放协同的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系统，科技创新研发没有问题，但是怎么做到开放协同？因为人工智能不是某一个单一学科，人工智能无论是从学理的研究，还是应用，都是跨学科、跨行业的，所以我们在研究这个。因为规划说的是一二三四，“二”就是要把握人工智能的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它是一个有智能的人工系统，就是一定程度上能够自主决策、自主行为特性的，所以这就需要社会科学的参与、需要经济法律方面的参与。我们研究院把经济专家、社会方面的专家和科技方面的专家集中到一起做研究，这个工作正在开展。我们希望在今年5月第二次世界智能大会上能够发布逐步的调研结果给大家。
但是这件事情要注意两点：一是避免盲目性。现在我们看到可能有盲目的乐观，还有盲目的悲观。我觉得这种盲目性要避免。二是泡沫，什么都打算，因为政府有资金了，就都做人工智能。我们要踏踏实实、实实在在的做工作，实实在在的把智能科学的基础打扎实，把智能科学的自然科学基础、社会科学基础都打的扎扎实实，来发展人工智能事业，这样才能使人工智能健康发展，将来让人工智能都是内生安全的。现在互联网安全都是附加的，当初设计时没有内生的安全，现在防火墙都是硬加上去的，人工智能将来应该有内生安全的路出来，才能让大家放心。谢谢大家。
万钢:
我们都在期待在天津召开的第二届世界智能大会。
深圳卫视记者:
我想问一下万部长和各位专家，上星期国务院正式批复了包括深圳在内的三座城市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我们注意到在文件中提到了科技部要在示范区建设中发挥指导作用。因此我想问一下万部长，可持续发展创新议程示范区具体内涵是什么？科技创新是什么地位？这几个示范区未来对于中国特大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将提供哪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谢谢。
万钢:
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实际是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我们国家参与了整个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我们按照这个要求在国务院批准下启动了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很广泛的目标，最关键的是人与自然的协同发展、和谐发展。从过去的发展过程中看到不少例子，也有很多教训，我就不一一数了。可持续发展议程首先要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发展与落实好五大发展理念紧密结合起来。可持续发展也不是用一个简单目标就可以执行，包括环境保护、人类健康等问题都需要解决，特别是健康问题，不光是现有的预防传染病，还有大健康的概念，包括儿童成长、青年人成长以及老龄社会等各方面的问题。可持续发展是面向未来、落实新发展理念的一个具体实践，可持续发展也没有一定之规，每个地方都应该发挥自身的特长。可持续发展创新示范区和科技创新要真正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前一阶段整个珠三角地区在应对大气污染的联防联控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现在珠三角地区又在水污染和环境治理方面下功夫。还有社会安全，这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结合。刚才几位专家也都提到了人工智能，它对社会安全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可持续发展也是城市规划的一个重要要求，我刚才所说的人工智能“城市大脑”就可以在交通规划、交通控制上发挥积极作用。可持续发展的议题很多，我就点这几个，今天讲的可持续发展主要是我们对城市未来发展的一个探讨。今后在推动可持续发展实践中必须根据各地特点，因地制宜的真正落实好新发展理念。谢谢。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
外国记者都非常关注中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请问万部长，对中国清洁能源汽车未来发展怎么看？
万钢:
新能源汽车方面日本做得还不错，去年我有机会访问了日本，参观了日本的一些研究院所、大学和汽车公司，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中国发展新能源，实际上有几大考虑：第一，我国对能源的依赖性很高，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进口量很大。第二，中国人口众多，居住密集，大城市的大气污染用传统能源技术很难彻底解决。第三，应对气候变化需要我们尽最大能力把碳排放降下来，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发挥示范作用。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我们现在的风力发电、光伏发电、水力发电在装机量和发电量方面都居世界第一位，这方面的投资还在加强。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分布也不均匀，比如风、光、水大多数都还在西部地区，为此我们建设了“三纵三横”的特高压输变电，使西部的可再生能源能够输送到东部来，这也是我们的一张亮丽名片。整个新能源的应用也与政策措施落实密切相关，这几年，随着发电自用政策的推广实施，东部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不断增长，特别是屋顶的小电站正在快速发展起来。
新能源汽车方面，从2001年国家开始支持电动汽车研发，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又通过多部门合作，向市场推广应用，特别是企业作为主体参与，以及动员全社会建设充电设施，去年产销量达到了77万辆。这里也有一个小故事，从2001-2010年大概用了十年时间，从研发到示范应用，包括奥运会、世博会都进行大规模的示范应用；2010年开始，通过“十城千辆”示范工程，开始在公共交通上推广应用，但是起步也很难，到2014年，我们才15万辆。但是随着各项政策开始落实，充电设施开始大量建设，企业不断加强研发，市场加大应用推广力度，民众共识度提高，还有加上很多媒体的宣传介绍，2015年达到了35万辆，2016年是50万辆，现在大家对2018年达到100万辆的信心比较大。按照国务院颁布的新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到2020年年产量要达到200万辆，也就是说到2020年要在2018年基础上再翻1倍，我们希望下一步能够隔年翻番，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还得要有很强的创新能力。新能源汽车也是我们当前应对大城市大气污染、打赢蓝天保卫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推广应用。
我们还希望加强国际合作，现在很多国家、各种国际品牌都在中国发展新能源汽车，像大众、宝马、奔驰、通用，包括日产，还有丰田，都开始在中国研发生产和销售新能源汽车。我们希望通过更多的国际合作来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并促进传统汽车产业转型升级，真正解决困扰我们大城市的大气污染、能源依赖、交通拥堵这三大难题。谢谢大家。
中国日报记者:
科技体制改革是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请万部长介绍一下近年来我们国家科技体制改革方面作出了哪些工作？下一步工作是什么？请各位专家们分享一下在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您们最大的体会或者一些故事。谢谢。
万钢:
十八大以来，围绕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科技体制改革是一个重点，改革的目标就是使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创新能够双轮驱动起来。主要的内容包括：首先，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第二，让科技成果能够运用到经济社会发展上，带动创新创业。第三，从政府职能转变的角度，整合过去分布在各个部门的近百项国家科技计划，建立一个多部门联合的国家科技计划和项目经费管理体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平台、三根支柱”和相应的科技报告体系、科技计划体系，这些在印发的材料中有详细介绍，我不再一一说。第四，制度创新。包括院士制度改革、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科技评价制度改革、国家重大科技决策咨询制度等。第五，普惠性政策。涉及到科技人员的有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制度。涉及到企业的，特别是创新型中小企业，形成了一系列普惠性的激励机制，包括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减免、研发经费加计扣除等优惠措施。下一步，还要继续深化这方面的改革，更加统筹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各项任务的落实，比如科技成果转化还有不衔接、不配套的问题，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几位校长体会也很深，先请南开大学曹校长谈谈看法。
曹雪涛:
我补充两点，这两点也是从事科技创新和管理工作比较深刻的两点。一是我们国家非常注重协同创新，十分重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国家层面上，围绕国家目标、国家利益构建一个国家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从医学研究角度来说，像美国有NIH（国立卫生研究院），其实它的年度科研经费2016年是300多亿美金，相当于美国NSF（国家科学基金会）的6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是宏观调控整个顶层设计和国家的医学创新，在这方面我们国家和它有异曲同工之处。科技部最近这几年建设了一批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它是以大专院校为源头创新主体，以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作为临床转化应用的主体，把企业作为技术应用和创新主体，实现三位一体。科技部准备建100家，这就是一个国家布局，我印象深刻，这样一个布局为未来的持续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以这样的国家体系作为着力点，我相信投进去的会有累加效应、裂变效应，将来对整个国家的支持体系是很关键的。
像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这样的国家平台，体现了两条：一是国家必须做，但是一般机构可能不愿意做，这个国家要去做。还有一个是国家想要我们做，但是很多人不能做或者做不了，必须要建立国家体系。所以我觉得从国家体系来说，这两个点抓住了就非常好。二是汇聚力量。要主动融入国际创新高地。原始创新只有第一，高科技只有高地，就是制高点和新的生长点这两点怎么去抓。我们现在做的工作是把国家优势力量去和国际最高的研究学府、研究机构对接，形成一个融合性的机构，而不是过去松散的模式。如果说国家体系是王牌集团军的话，融入国际高地就相当于嫡系的先锋队，王牌的先锋队。
举一个例子，去年12月6日，中国医学科学院到英国牛津大学成立了中国医学科学院牛津研究所，这是牛津大学800年历史上第一次允许外部的机构在校园里建一个实体化机构。在人员聘请上，我们也出钱，他们也出钱，但是我们约定，发表的文章是属于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而且我们在那里招聘的外国人是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而且我们把学生派过去培训，这样一个在国家层面上的实体机构，因为牛津大学临床医学在欧洲是最高的，我们通过这样的举措来提升中国的原始创新，这也是科技体制的一个改革举措。我觉得现阶段国家从大的角度上，树立大视野，瞄准大目标，正在开展一系列创新举措，保证了我们科技体系的持续发展，而且保证快速发展。谢谢大家。
薛其坤:
我简单补充一下，清华大学落实科技部和其他部门重大改革部署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解剖麻雀，给大家讲一个例子。比如刚才提到了人工智能，清华大学在跨学科交叉研究中针对这个问题做了大胆的、大力度的改革。人工智能，包括新能源汽车，都涉及到很多学科，在座的各位都拿一个学位，这个学位通常都是依托一个确定的学科。这个学科的培养体系、课程体系是相对固定的，但是对于交叉学科研究，像人工智能这样一个重大项目落实的过程中，清华等大部分高校以院系为建制的体系就不一定完全适应了。要完成这样一个重大项目，各个院系的能力都不足以应对。为此，清华做了一个重大改革，制定了两个新的制度，一是跨院系的教师兼职，以前物理系的不能到计算机系，现在打破了。第二是交叉学位的授予体制，以前得到这个学位是确定的课程，现在在清华要打破这样一个界限。这两个制度，就是通过创新和体制机制的改革，满足落实国家部署的重大跨学科交叉研究的需要。学校提供了非常强的保障，成立了跨学科交叉研究领导小组，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室，协调学校的跨学科研究，这是校级层面。为了整合不同院系，针对重大改革所需要的资源问题，去年9月份成立了两个跨学科的校级层面实体实验室和3个跨学科的校级交叉研究中心，其中就包括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涉及7个院系，包括计算机系、机械系、自动化系、人文系、艺术系等，清华大学针对未来科技体制改革下新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做了一些工作，供大家解剖一下麻雀。谢谢。
万钢:
科技体制改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是以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为例，第一，要把最新的科研成果转化为治疗疾病的方法。第二，要对疑难病症有相应的标准。第三，带动一批基层医疗结构，包括二级医院、乡镇医院，提升为社会提供医疗服务的能力。第四，要带动国际科技合作。现在只是刚刚开始，下面我们还要加大推动力度。比如，这种情况下人才评价改革怎么搞？新的体制机制下互相之间的兼职怎么做？我们的服务怎么更加优化？中国医疗资源总的说还是缺乏的，更重要的是把它均匀化起来，这就需要把社会上的社区医院，包括二级医院的水平带上去，使资源均衡起来。
再就是增强国际合作能力，要强化从疾病防控到治疗的一揽子国际合作。下一步要以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为目标来加强协同创新，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来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我们要融入到国际创新体系当中去，我们应该为国际的知识创造、技术创新、生态环境、健康、农业等各个方面的建设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我们的力量。谢谢大家。
胡凯红:
今天的发布会到此结束。再次感谢万部长和五位专家，谢谢各位记者朋友。
（来源：中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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